BeiMemo

當越來越忽視身體，人們建構世界的方式也可能變得越來越雷同，甚至更容易受到既有框架、數位環境與演算法的影響。 當研究具象認知（embodied cognition），其實不只是研究「身體如何影響思考」，也可能是在守護一種原生的人類智慧。 當追求「快、準、大數據」時，另一條路徑則是「真、切、體感回饋」。這條路不一定是在發明一個全新的東西，而可能是在重新理解那些人本來就擁有、卻經常被忽略的感知能力。 因此，這樣的研究者或實踐者，也許更像是一個「翻譯者」與「喚醒者」。 把人們都有、卻經常說不出口的細微體感，轉譯成可以理解、討論與交流的語言；所謂喚醒，則是提醒那些逐漸被 AI、數位螢幕與資訊環境去身體化的人，重新連結回自己原本就擁有的感知系統。 而這也讓「自我駕馭」有了另一層意義。 當我們研究身體如何參與認知，注意力會重新回到這個具體存在的物理容器。比如「為什麼手握熱飲會讓人感覺他人比較溫暖」，研究的是身體如何參與形成經驗，而不只是把人的感受理解成某種心智上的漏洞。這種視角，也可能讓人重新感受到身體不是一個需要被排除的干擾，而是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 後來發現，回到身體其實需要安全感。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當一個人處於高度不安全、焦慮或長期壓力的狀態時，身體未必會是一個可以輕鬆回去的地方。要求一個人「多感受自己的身體」，有時甚至可能讓人更加不舒服，因為身體裡可能同時存在大量尚未被消化的警訊。 人在感受到威脅時，注意力會優先轉向生存與防禦。感知可能變得狹窄，只關注可能的危險；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現麻木、疏離，甚至與身體感受拉開距離。 換句話說，當神經系統認為環境不安全時，首先要做的並不是欣賞世界，而是確保自己能夠活下來。因此，「回到身體」不能被理解成命令。不是告訴自己「要停止思考、開始感受」，身體就會立刻打開。 安全感可能才是感官開始健康運作的門檻。 這也讓我重新理解了「具象認知」。 我們談具象認知時，很容易直接談身體、感官、環境與認知之間的關係，但如果忽略了神經系統的狀態，就容易假設每個人都隨時有能力自由地感受身體。 實際上，人的感知能力也受到環境與安全狀態影響。 當一個人感到安全，他可能有餘裕注意光線、溫度、觸感、聲音、空間與細微的身體變化；當一個人感到威脅，注意力則可能迅速收縮，只留下與生存有關的訊息。到了高度壓力的狀態，人甚至可能不再覺得自己「在身體裡」。 所以，安全不...

  有些人可以把被看見當燃料，但我太不行。對我來說，一旦開始追逐被看見，很容易就會把方向盤交出去。 知道被看見有誘惑。 太多次的經驗教訓，讓人不太想再站得太靠近，更不想一次次去測試人性：如果這樣做會得到更多掌聲，那我會不會再多做一點？如果這樣的自己比較容易被喜歡，那我會不會慢慢變成那個樣子？ 有些人可以駕馭這套遊戲，我不需要證明自己也可以。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知道自己的弱點，然後不要一直把自己放到誘惑面前，也是一種能力。 可以期待被看見，但不需要追著被看見跑； 可以喜歡掌聲，但不要讓掌聲替我決定方向。 那些隨時可能因為各種理由而改變。 今天被喜歡，不代表明天還會被喜歡； 今天被看見，也不代表之後還會再看。 不再願意讓自己因為這些東西，搶走人生的方向盤和平靜。 需要確認的是當沒有人看的時候，還看不看得見自己的方向。 掌聲可以坐在車上，但不能坐駕駛座。

  以前會以為「意義藏在某個地方，找到它，人生就通關了。」所以，在找工作的意義、愛情的意義、生命的意義、旅行的意義。 但走久了會發現一件事「意義很少是被發現的，更多時候是被建構出來的」 同樣一棵樹。 有人看到木材。 有人看到遮蔭。 有人看到碳匯。 有人看到童年回憶。 有人看到祖先種下來的遺產。 樹沒有變，但意義變了。 容器本身沒有意義。 杯子只是杯子。 森林公園只是森林公園。 部落格只是部落格。 意義是人們在裡面發生了什麼。 你會發現每個地方的人都在講自己的故事，每個人都相信自己的意義系統，於是你開始意識到「原來不是先有意義才有人生，而是先有人生，才有人賦予意義。」 意義雖然是被製造的，不代表意義是假的，這兩件事不一樣。 它是你製造出來的概念，但它對你來說是真的。因為它開始影響你的選擇，影響你的談吐，影響你怎麼看自己，甚至影響你怎麼過日子，那它就已經是一個真實存在。 於是不像以前那樣追問「人生的正確答案是什麼？」，變成問「人是怎麼創造意義的？」 人類有很大一部分時間，都在一起製造意義。 有的人用宗教。 有的人用國家。 有的人用公司。 有的人用家庭。 而有趣的地方不一定是誰對誰錯，而是為什麼有人願意相信與投入。 後來，從「先搞懂這件事的意義，再決定要不要做」到開始學著允許「意義還沒長出來」 果樹不會因為你理解了它的意義才結果。 它先長。 先開花。 先結果。 然後人才慢慢理解，原來這棵樹在這裡。 於是，慢慢的從「尋找意義的人」變成「培養意義的人」

 

如果寫部落格不只是回應「過去」、紀錄「當下」，那麼，還可以替「未來的我」做些什麼？如果只是回來閱讀以前寫過的東西，那他其實比較像一個「檔案使用者」可是，原本說「寫給未來的自己」時，好像又不只是這個意思，那我還可以替那個現在看似不存在的自己做什麼？ 這個問題讓我開始好奇人到底是怎麼想像「未來的自己」？我們真的會把幾年後的自己當成「我」嗎？如果我們對未來的自己感覺越強烈，會不會真的影響現在的選擇？ Future Self-Continuity 未來自我連續性 目前已經有系統性回顧的研究，整理過 2025 年以前關於 Future Self-Continuity 的介入研究。這些研究很有意思，因為它們討論的並不只是「要不要為未來規劃」，而是 我們到底有沒有把未來的自己感覺成「自己」。 其中一個有趣的發現是，人們在思考未來的自己時，可能會呈現出與思考陌生人的相似之處。換句話說，幾年後的自己有時候真的不像「我」，反而像一個遙遠的陌生人。這也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人很容易做出「現在很好、未來很糟」的選擇：現在花掉所有錢、現在完全不運動、現在把自己累到極限，因為那些成本好像都是「以後那個人的事」。 因此，研究中出現了不少讓未來的自己變得更具體、更熟悉的介入方式。例如：透過 VR、老化影像等視覺化方式，讓人直接看見未來版本的自己；也有人透過寫信給十年或二十年後的自己，讓現在的自己站到未來的視角思考；另外，也有一些方法會引導人注意自己在不同時間點之間仍然存在的核心特質，藉此增加現在與未來自我之間的連續感。 簡單來說，這些方法都在做一件事情 把一個遙遠、模糊的未來自己，變成一個比較像「認識的人」的存在。 但我有另一個困惑 如果為了讓未來更好，現在「犧牲」很多，可是未來根本沒有補貼我呢？假設現在的我說：「要為未來的我存錢，所以現在完全不旅行。」五年後的我可能會說：「謝謝你存了這筆錢……但你為什麼五年都沒有好好生活？」反過來也可能是現在的我說：「要享受人生，所以完全不管未來。」多年後的我則可能反問：「你到底在幹嘛？」 所以我開始覺得，有意思的問題也許不是「現在的我應不應該為未來犧牲」，而是「現在的我和未來的我，要怎麼談判？」現在的我有需求，未來的我也有需求。最後可能不是「現在的我服從未來的我」，也不是「未來的我自己想辦法」，而是 我們兩個都要活。 未來越遠，能跟他談的事情也不一樣 這時候，我...

在商業世界的傳統劇本裡，我們被告知：市場是上帝，必須削足適履，如果想成功，就得研究熱搜關鍵字、追逐流行趨勢，但往往帶來巨大的內耗。在資源與自我之間製造了無窮的摩擦力。 想像市場是個巨大的、正在運轉的精密機器，裡面有無數的資源（金錢、資訊、情感、時間）在流動，但這台機器並不完美，它有很多地方卡住了，很多齒輪對不上，很多能量在空轉。 觀察哪兩個齒輪之間有空隙，而你手中的「資源」正好能填補那個空隙，讓系統重新流動（利基、歸位、低摩擦），不全然迎合市場卻能賺錢，這意味著要先懸置所有的偏見，去觀察真實場域裡的碎片。 掃描「資源的錯置」 例如，某個偏鄉有一種古老的智慧或純淨的感官體驗，但因為不懂得數位語言，這些資源被閒置在那裡發霉；與此同時，都市裡有一群高壓工作者，正渴求著能讓感官安頓的藥方。 利基，就藏在這種「有卻給不出」與「要卻拿不到」的斷裂處。 掃描「社會劇本的疲勞」 當一個市場充斥著公式化的產品時，那就是「集體疲勞」的信號。當每個人都在教你如何「高效成功」時，「如何優雅地失敗」或「如何回歸平凡」就成了一個巨大的潛在接口，這不是迎合，這是對真實人性的「辨認」。 掃描「現有資源的接口」 看看你手邊那些「做起來毫不費力」的事，在市場上對應著什麼樣的匱乏。 如果你的天賦是「看見細節」，那麼你的市場不是「所有消費者」，而是「對品質有堅持的 1%」，這 1% 的人就是你的 接口 。 對接只需精準插電 「接口對接」的概念源自電子工程，兩個設備要傳輸能量，不需要長得一模一樣，只需要它們的接口協議（Protocol）是一致的，不需要變成市場想要的樣子，只需要轉譯成一種市場能「讀懂」的格式，這就是價值轉譯（Value Translation）。 「利基市場」不是你「找」到的，而是你「站」出來之後，吸引過來的。 如果你是個法律背景的文字工作者，不需要去跟純文學作家比感性，也不需要跟商業律師比賺錢，你的接口可能是在「協助受傷的人透過邏輯釐清混亂的生命敘事」，這是一個極小、極精準、且除了你之外沒人能填補的位置，這就是利基。 當迎合市場時，是可被替代的，因為你能演的角色，別人也能演，而且可能演得比你更像，這會導致價格戰、焦慮與資源的惡性消耗，當選擇「對接」時，利用的是「低摩擦力的資源」： 不可複製性： 你的特質與你的生命經驗是獨一無二的，競爭者無法輕易複製一樣的「接口」。 能量的高效能： 因為在...

  近年來，各種以古埃及為主題的展覽密集出現，「古埃及」似乎一直都是歷久不衰的票房保證。它幾乎把人類最容易著迷的元素，都集中在一起了。 不像許多文明是因為哲學、科技或文學聞名，古埃及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種巨大的神祕感。即使完全不了解歷史的人，只要看到金字塔、木乃伊、象形文字，就會立刻知道：「這是古埃及」！ 四千五百年前的工程奇蹟 吉薩大金字塔距離今天已經約四千五百年。 當許多今天熟悉的國家都尚未誕生時，它就已經矗立在尼羅河畔。沒有鋼筋混凝土、沒有大型起重機，也沒有電腦模擬，人們究竟是如何完成如此龐大的建築？即使考古學已經提出許多合理的解釋，未知仍然保留了一部分魅力。 有時候，真正吸引人的，不是答案，而是仍然存在的疑問。 把死亡研究到極致的文明 許多文明研究如何活得更好，而古埃及卻花了極大的心力思考死後的世界。 木乃伊、防腐技術、陪葬品、來世、靈魂審判、心臟與真理女神瑪亞特羽毛的秤量……這些元素介於宗教、科學與神話之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宇宙觀。 他們相信靈魂死後仍需要身體，因此製作木乃伊；相信法老在另一個世界仍需要食物、家具與財物，因此準備大量陪葬品；也相信靈魂將接受審判，如果心臟比羽毛還重，就會被怪獸阿米特吞噬。 正因如此，古埃及不只是歷史，更像一個完整的世界設定，不斷被小說、電影與遊戲重新詮釋。 一眼就能辨識的視覺符號 古埃及也是少數擁有極高視覺辨識度的文明。 金字塔、獅身人面像、方尖碑、象形文字、荷魯斯之眼、聖甲蟲、安卡（生命之鑰）、法老黃金面具……幾乎每一個符號都足以代表整個文明。 不像古希臘建築需要理解柱式才能辨識，古埃及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它來自哪裡。 這種高度一致的視覺語言，也讓古埃及成為電影、展覽、設計與流行文化最常引用的古文明之一。 黃金、寶藏與未解之謎 圖坦卡門墓於 1922 年出土時，震驚了全世界。 數千件幾乎完整保存的黃金器物、珠寶、戰車、王座與陪葬品，第一次如此真實地展現在世人眼前，也讓「古埃及＝黃金寶藏」深植於大眾印象。 另一方面，金字塔究竟如何建造？法老是否留下詛咒？還有多少陵墓尚未發現？ 雖然許多問題已有科學研究，但神祕感始終沒有完全消失。《神鬼傳奇》、《印第安納瓊斯》等作品，更讓古埃及成為充滿冒險色彩的文化符號。 其實已經不是今天的埃及 從法老時代開始，這片土地歷經希臘統治、羅馬統治、基督教化、阿拉伯征服、伊斯蘭化、鄂圖曼帝國，再...

  Media — Richard Saul Wurman Wurman 問：Information is for what? 他的答案大概是：幫助理解。 Richard Saul Wurman （理查德·索爾·沃曼）是美國建築師、資訊設計先驅、作家，也是 TED 大會的創辦人之一。他最廣為人知的貢獻，是提出並推廣資訊建築（Information Architecture）的概念，致力於將複雜資訊轉化為更容易理解的形式，對設計、出版、教育與知識分享產生深遠影響。  Wurman 最重要的成就在於將建築師的空間思維延伸到資訊組織。他於 1970 年代提出「 資訊建築 」一詞，主張資訊應像建築物一樣經過規劃與設計，讓人能快速找到、理解並運用內容，而非只是堆積資料。這項理念後來影響了網站設計、使用者體驗（UX）、資訊視覺化及數位產品設計等領域。  TED 的誕生 1984 年，Wurman 創辦了  TED（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 ，最初目的是讓科技、娛樂與設計三個領域的人彼此交流，後來逐漸發展成全球知名的跨領域思想交流平台。他擔任 TED 主持與策展人至 2002 年，之後將 TED 出售給 Chris Anderson，使其發展成今日廣為人知的 TED Talks 生態系。  著作與思想 Wurman 已撰寫、設計或出版超過 90 本書（部分資料來源統計超過 100 本），主題涵蓋建築、城市、醫療、旅行指南、金融與資訊設計。其中《 Information Anxiety 》最具代表性，探討人們在資訊爆炸時代如何理解、篩選與運用資訊，提出真正的問題不是資訊不足，而是資訊缺乏良好的組織與呈現。  影響與特色 Wurman 的工作核心始終圍繞著 理解（understanding） 。他曾形容自己的工作是「讓資訊變得可以理解」，因此無論是旅行指南、城市地圖、醫療資訊、書籍設計，或是 TED 這類會議，都可以視為同一理念的不同實踐。他也創辦或策劃了 TEDMED、e.g.、WWW（Intellectual Jazz）等多場跨領域交流活動，持續探索知識分享的新形式。

  這世界上的創作媒介有很多種，五感接受的方式也很多種，從常見的影片、口語、聲音、圖像到文字。而文字做為最古老的乘載人類經驗的客體工具之一，開啟了圖像壁畫與人身口語相傳之外的思維可能性，讓知識得以代代傳承與積累。 讓我想到之前看的一本好書 《資訊：一段歷史、一個理論、一股洪流》 （ The Information: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 ）是美國科普作家 James Gleick 的經典作品，剖析人類與資訊的共生關係。 以往我們去認定這個文明是否進入歷史時代，看的是何時開始用「符號記載」。隨著普及化教育與識字率的上升，文字往往是我們在公共表達的第一個使用媒介，不管是在學校還是職場、社會上。 然而，以前寫作是很費力的事情，要有足夠資源和能力，現代科技讓寫作可以變得輕鬆點了，不是寫作沒價值了，而是寫作的功能更多樣性與客製化，寫作的個人時代全面來臨了。以下整理幾種的文字應用（主要是自己的感觸頗深的） 作為職場個體容器 我有個朋友，國文課曾被老師羞辱過，作文從來沒拿過高分，他習慣用符號做筆記，口語表達容易卡頓，工作上的想法說出來有時因為各種非技術因素被駁回，寫作這件事，他曾覺得跟自己八竿子打不著。 但後來他開始寫了，把想法寫下來，把痕跡整理下來，慢慢地，他找到了一種方式，安放自己的思考與表達，在面試時減少許多無所適從的害怕。 感官敏銳的資訊處理 感官敏銳以至於思緒很多外，理解事物的方法來自於邏輯自洽，如果想不通會容易過熱感覺卡頓，像是被資訊海給淹沒，需要學習過濾資訊、結晶化思考或觀察。 每個人的資訊處理系統其實都不太一樣，這跟神經多樣性有關。 人生梳理與設計 當開始寫作後，對於語言的顆粒度會更深刻的感受，在選擇用詞、語氣都上升維度的看見，會開始看見之前沒看到的層次，進而對生活日常有更多的體驗與看見。 同一件事有不同觀點和立場、想法，透過書寫來疏理自身經驗或自我認識的生命敘事，進而設計出更符合自己生活方式，促進學習工作、人際關係、意義感、自我安放等等多方面好處。 前語言的釋放 除了數位文字，我還是會在紙上有書寫的習慣，但與其說是寫作，更多是在紙上寫出多個像「圖形」的文字，文字有大有小，會跑來跑去，不乖乖坐好，這箭頭連過去那個地方，這個畫圈圈，這個打叉叉，那個再加點表情，再來個正方形、多邊形，然後顏色換一下..... 我喜歡紙張的觸感...

  有次和朋友聊天時，他說到一句讓我印象很深的話「打開認知然後呢？最討厭只是打開而已。」當下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如今這世界太多打破認知的機會了，而且越來越容易。 發現，這種「開完視窗就離開」的事情，其實不只存在於網路的資訊所帶來的焦慮與刺激。有時一句話、一句評語、一個反應，都可能讓某個視窗在腦中開著好多年，是很多人的成長過程裡，或多或少都經歷過。 於是我們的腦袋像是不斷被開啟新的視窗，被人生、被自己、被世界開好開滿。 有些視窗很快就能關掉；有些變成待辦事項； 有些則像背景程式，提醒著自己還沒找到答案。 有些讓人好奇，有些讓人焦慮； 有些讓人重新理解世界，有些卻讓人開始懷疑自己，甚至感到害怕與無所適從， 而這件事，從我們出生開始幾乎沒有停止過。 後來發現，認知升級， 太多其實只談了前半段：打破認知。 卻很少談後半段：縫合認知。 因為拆除通常很快，但建立很慢。 指出缺陷，有時可能只需要十分鐘，但要建立一套新的理解框架，可能需要十年。 告訴一個孩子世界並不公平，甚至很殘酷，其實不難，但幫助他在知道世界不公平之後，仍然能夠好好生活，卻困難得多。 如果把人的認知想像成一個生活空間，那麼很多資訊像是一把鐵鎚，它負責敲碎牆壁，但很少人提供新的樑柱，於是牆是倒了，房子卻開始漏雨，或許不是每天追求更多衝擊性的觀點，而是定期整理那些已經進入自己腦中的東西。 而問題可能是 「只開視窗，不陪人看」 「開完視窗就跑了」 「把整面牆拆掉，卻沒有留下任何支撐」 因為消耗人的，有時是腦中同時存在太多尚未完成的認知工程。 被這句話觸動後，我開始學習好好關視窗，開視窗前多點評估，也期待自己的分享與對話裡，是否有能力接住講完之後產生的東西。 而在每次打破認知之後，能夠多做一點縫合，即使那個縫合只是暫時的方法，只是一塊過渡時期的鷹架，但有，和沒有，差很多。

  一個人明知對方在傷害自己，卻無法離開，甚至對那個傷害自己的人產生強烈的情感依附，外人難以理解，當事人也難以向自己解釋。然而，這可能不是性格問題，也非認知障礙，這是有明確心理機制的現象，稱之為創傷性連結（Traumatic Bonding）。 創傷性連結的核心定義，來自心理學家唐納·杜頓（Donald Dutton）與蘇珊·珊特（Susan Painter）在1981年的研究：在權力嚴重不對等的關係中，當一方對另一方施以間歇性的傷害與善意，被傷害的一方對施害者產生強烈的情感依附，這個機制不限於戀愛關係，它存在於家庭、職場、宗教團體，乃至於更大的社會結構之中。 這個現象常被與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混淆，但兩者並不相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特指囚禁或挾持情境下，受害者對施害者產生認同感，甚至主動為其辯護，來自1973年瑞典一起銀行劫持案，獲救的人質事後反而為劫匪辯護，在封閉的囚禁處境裡，劫匪偶爾給予的善意被神經系統放大，警察的強攻行動反而成了威脅來源，依附就在這個倒置裡形成了。 創傷性連結的範圍更寬，它不需要物理上的囚禁，心理上的孤立與資源剝奪就足以構成那個「沒有出路的處境」，它也不要求受害者認同施害者的行為，只是無法切斷那個依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創傷性連結的一種特殊形式，但創傷性連結涵蓋了更多日常關係裡那些難以命名的困境。 為什麼會「愛上」傷害自己的人 要理解創傷性連結，必須先理解人在極端處境下的生存邏輯。 當一個人處於沒有出路的處境，無論是身體上的囚禁、情感上的孤立、或是社會資源的剝奪，心理系統會啟動一種特殊的適應機制，這個機制的目的不是追求快樂，而是維持生存。 精神科醫師貝塞爾·范德寇（Bessel van der Kolk）在《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中指出，創傷不只是一個事件，而是神經系統對無法承受的現實所做出的反應。 當一個人在無法逃脫的處境中持續面對傷害，神經系統會尋找任何可能的方式來調節那個無法承受的張力。換句話說，創傷性連結是神經系統在極端條件下執行的生存邏輯，那個邏輯是在極端條件下被寫進去的，當條件改變了，那個邏輯還在跑，就變成了困境。 在沒有出口的處境裡，依附可能是種有效的生存策略，原因有幾個層次： 第一，施害者往往是唯一可以接近的「關係」來源。 在封閉的傷害關係中，受害者的社會連結通常被逐步切斷。施害者是唯一的溫度來源，即使那個溫度是間歇的、有條...

起初看《神與律師事務所》的時候，原本只是覺得這是一部有點奇幻的律政劇。 主角因為家庭背景，在求職的時候一直被拒絕，最後不得不自己獨立開業，租下一個原本由法師使用的地方。沒想到搬進去之後，他開始看見另一個維度的「客戶」——那些已經離世，卻還滯留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 一開始，他當然很恐慌，也很納悶。 但看到後來，反而覺得這個狀態很像某種「不得不」。 他不是自己選擇要看見這些東西，而是在事情發生之後，只能開始面對。從一開始被嚇到、被迫幫忙，到後來慢慢理解這些存在為什麼還留在這裡，他也在一次次處理案件的過程中，重新思考很多事情。 這部劇最有意思的設定，是那些滯留的靈魂往往已經忘記自己是誰。 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這裡，也不知道自己究竟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完成。律師每次遇到他們，第一件事情不是立刻調查案件，而是先幫助他們想起自己是誰。當他說出對方的名字與生日，記憶開始回來，他才有辦法看見那個人的一生，也才知道這個存在為什麼還留在這裡。 我很喜歡這個設定，因為其實很像我們活著的人。 有時候，我們也會在某一段人生裡突然忘記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走到這裡，也不知道眼前這些事情到底發生了什麼。不是因為我們什麼都不知道，而是知道很多東西，卻沒有辦法串起來。 於是整個人就像懸在空中。 名字不只是辨識一個人的稱呼，像是一個可以站立的位置。當你重新知道自己是誰，記憶才有機會回來，故事才有辦法開始。 開始甚至很現實地想了一件事： 這些客戶到底有沒有付錢？但撇開鬼魂這個元素之後，反而發現，這種「替一個人調查他究竟發生了什麼」的事情，其實並不陌生。 當一個人突然死亡，留下的人無法理解發生了什麼，會想知道真相、尋找答案，甚至尋求法師或其他可以協助理解的人，這些事情一直存在於生活裡。 而這部劇把「律師」和「亡魂」放在一起，我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有些客戶可能真的不是想要什麼鉅額賠償，也不一定只是想討回公道，他可能只是想知道：「為什麼？」有時候，知道為什麼，本身就是一種結案。 每一個客戶故事的原因。 這部劇一共十六集，大致上每兩集處理一個滯留的存在。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沒有闔上的一段人生，而律師要做的不是單純替他們報仇，而是陪他們把那個懸著的東西弄清楚。當謎被解開，當那個人終於知道自己為什麼還留在這裡，他才可以離開。 這讓我想到，很多傷之所以一直存在，也許不是因為我們永遠放不下，而是因為它從...

 「這跟離家去城市工作其實沒兩樣。」  你每天一睜開眼，一樣要面對不穩定的收入、一樣要面對客戶的修改意見、一樣要算著存款與跨國ATM的手續費、一樣要忍受異鄉的孤獨與水土不服。 如果沒有強大的「身心耐受度」和「心理韌性」，那種在流動中找不到錨點的漂泊感，會像潮水一樣很快把人淹沒，讓人累到只想立刻買機票回家，逃回熟悉、重複的，但至少安全的舊環境裡。

  最近看到一些關於「兩岸」少數民族、共同祖源與文化連結的討論，突然想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例如：福建和臺灣當然有歷史關係，閩南語也不只存在於臺灣，福建與東南亞都有閩南語社群；臺灣漢人的移民史，也確實與福建沿海地區有很深的關係。 同樣地，不同族群之間存在共同祖源、語言親緣、文化交流與人口遷徙，也都可能是歷史事實。問題是我們究竟是怎麼從這些歷史上的「點」，連出一條「線」，最後再把這條線說成一個身份故事？ 歷史很像一張巨大的連連看 歷史材料本身有很多點：人口移動、語言相似、共同祖源、考古遺址、婚姻、戰爭、地名、神話、飲食、貿易……我們可以把它們連起來。A 和 B 有關，B 和 C 有關，於是 A、B、C 被放進同一個故事裡。 問題並不是「能不能連」，而是「你選了哪些點，又選擇連哪幾條線？」 因為同一段歷史裡，往往不只有一種連法。 福建有人講閩南語，臺灣也有人講閩南語，東南亞也有閩南語社群。我們當然可以因此畫出「福建 → 閩南語 → 臺灣」這條線，而且這條線有充分的歷史與語言學脈絡。但如果下一步直接說「所以臺灣人和福建人本質上就是同一個族群」，事情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因為語言的分布不等於現代族群的邊界。 一種語言可以跨越國界，一個族群也可能使用多種語言；原本使用相近語言的人，在不同地方生活數百年後，也可能形成不同的地方歷史與身份認同。所以「臺語和閩南語具有語言親緣」與「臺灣人因此就是福建人」，其實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命題。 共同祖源也是一樣 祖源也是如此。兩個族群存在共同祖源，當然可以成為研究彼此關係的重要材料；但共同祖源並不會自動等於共同身份。否則我們只要一直往前追，就會遇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人類都有更早的共同祖源，現代人類又有非洲起源，那是不是最後大家都可以被叫做「非洲人」？但是共同起源與今天的身份，是不同尺度的問題。 所以問題可能不是「這條線能不能連」，而是 連完之後，你怎麼解釋這條線？ 「福建移民臺灣」可以被放進「兩岸具有深厚歷史文化淵源」的故事裡，也可以被放進「不同移民群體在臺灣逐漸形成地方社會」的故事裡。兩者都不必否認人口確實曾經從福建來到臺灣。 差別在於同一個歷史事實，最後被拿來回答什麼問題？是在回答「我們從哪裡來」？「我們現在是誰」？還是「我們應該屬於誰」？ 歷史敘事的關鍵其實是「選擇」 歷史不是只有一條可以走的路，而是一張非常複雜的網。你可以找到很多...

  某天我走出超商的時候，才意識到，剛才那個超商裡發生了什麼，一個人，拿著細細的長桿，很小步、很小心翼翼地走著，每一步大概只有十公分，他走到水果區，拿起一盒水果，慢慢走到櫃檯，問店員：「這個是什麼？」店員看起來很疲憊，沉默了一下，才回答「鳳梨」他點點頭，轉身，又小步小步走回去，把那盒放回去，再拿了另一盒，又走過來，還是鳳梨。 他不是在挑，是在確認。 他的看起來有五六十歲，走路的方式不像天生的看不見，他的每一步都像是還在練習，像是一個人在人生的某個時間點突然失去了視力，然後正在重新學習用另一種方式存在於這個世界。 他知道這個超商不是為他設計的，知道店員可能沒有耐心，知道自己可能要走好幾趟，但還是走進去，一個人問，一個人確認，完成要做的事。 而且他問話的時候沒有縮著，沒有過度道謝，就只是問「這是什麼？」得到答案，繼續，把所有多餘的東西都拿掉了，只留下最乾淨的一件事，需要知道，所以問。 那天走出超商的時候，這些我還沒有想到，只是走出去了，才意識到剛才看到了什麼。後來我跟朋友說起這件事，他說他也有看見，知道那個人是盲人，但覺得那是店員的工作，所以他在看的是店員有沒有盡責。 然後我開始想，他是怎麼生活的？他一個人出門，進一個完全不為他設計的空間，靠著自己的身體記憶和開口問人，把我可能三秒鐘就能完成的事，走成了一段很長的路。 記得，那個人每步十公分，還是走進去了，記得他問話的時候很乾淨，沒有不好意思，記得，他比我更早就知道，這個世界不會為你調整，但你還是可以走進去。 那天畫面之所以在腦子裡暫留了，不是因為善良，是因為太具體了，十公分一步，走了好幾趟，還是同一盒鳳梨，繞過了我的防線，進來了。 有時候一個畫面會繞過，後知後覺地看見一些東西。而讓畫面真的進來，就得面對自己要做什麼，或沒有做什麼。 所以下次如果我在超商遇到他，我想做的事很簡單，走過去，說「你有要找什麼嗎？我也在看」，但也知道，萬一那天我也很累，沒有餘裕，可能也會沒看到，然後走出去。 那盒鳳梨，他後來買了嗎？那天，我不知道。